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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精神回归

2018-01-19 12:41:38 点击数:162
企业的培育由个人累积而诞生,企业发展壮大由企业累积而扩大再生产,而非金融杠杆化。金融杠杆的根本目的是让不能做企业人的资本集合给企业家从而共享成果,增加社会福利。企业家同样有能力大小之分,不是每个企业家都有能力做大企业,或无限做大,超过其所能控制的度,便是金融资源浪费,往往还把原企业也拖死,造成社会资源巨大浪费。金融杠杆化发展企业将走向两个方向,一、直接融资。因企业缺乏实体性本质性,如核心技术、市场、企业文化、团队同心同德化、管理水平等的成熟度不高,企业经营不好,投资人得不到应有投资收益,久之,投资人用脚投票,投资便渐转变成投机,最“风光”的表演就是如中国股市的炒作概念,没人真正投资企业,见好即投,稍差即退,而企业的投资、回报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企业必须有长期稳定资金,时进时出的投机,企业是无法经营发展的,为了稳住原投资人,企业便走短期化迎合投资人,最终是企业家与投资人都变成投机者。这是与股市资本市场初衷——企业发展搭建的融资渠道,让社会投资人共享企业成果——背道而驰的。时下资本市场戏谑为社会缺乏成熟投资人,其实更重要的缺乏成熟的企业家。企业家是主导,社会投资人是从属;二、企业高杠杆化,大量的财务成本挤占了企业正常利润,难于形成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企业只是为银行打工,变成银行代工企业,企业自我扩大再生产能力衰死,银行业利润丰厚,社会资本出于天然趋利性,蜂踊进入,金融业膨胀发展,实体经济衰竭。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就是银行家们为了解决信贷风险,把非优质资产证券化,通过证券机构等中介机构“优质化”,利用民众信息不对称,再兜售社会民众导演的结果。这个过程最赚钱是金融,加剧了财富集中贫富不均,华尔街赚走美国绝大部分人的钱而社会躁动,美国人疾呼美国经济空心化危机。三、企业高杠杆化另一个后果是全社会人谁都可以做企业,做大企业,靠的概念,运作,编讲故事,并不需要真正知识、货币与人力资本、企业文化的培育累积;因大部分投入非企业家资本,企业家投资风险很小,极大弱化风险意识。由此,全社会心理狂燥,导致两种后果:其一,社会信任无以建立,也无人愿意去建立;其二,虚假无实就得靠宣传鼓动,政治家拥有最大的能量,在政治家政绩考核短期化量化情况下,与官员不谋而合,公权力便风生水起,一拍即合,腐败变个脸孔愈演愈烈,如招商引资大量以优惠政策为愰的权力交易合规化。腐败危害更大的在于使社会缺乏稳定预期,人们继之变得焦虑恐惧;只要傍上官员赖上政府就能赚钱做大“事业”,人人不愿做长期持久的人力资本积累,反过来加剧社会浮躁焦虑,社会不可能长期稳定发展。企业家也投机化,实体企业成为投机家们工具化,逐渐社会实业精神荡涤几净。宏观没有实业精神,微能便没有工匠精神,企业就无以为继。 时下企业趋势:大型化、空心化。大型化表现在企业无所不做,无所不包,不但做主业上下游,跨业更是一种时尚,做汽车做火车的做beyway必威,做网络的做汽车,做计算机的做牙科,一个原因就是利用品牌效应,或利用产业地位或国家中地位,垄断新兴朝阳产业的国家优惠政策,或通过造势在资本市场画饼圈钱。另一种是编个故事,社会募集,圈到钱一走了之。做得更“成功”搞资本动作,圈更大的钱,洗钱,最终人去楼空。 国家要改变跟发达国家攀比化,以总量等作为国家治理终极目标,回归到社会教化,真正培育社会全群的自主自力能力,良好三观上来,取消地方各级政府的经济考核,政绩量化考核,回归到教民化民而育民富民“官本位”上来。古代官员有个信念,就是教化富民,做基础性工作。看唐代常衮、韩愈。 韩愈于贞元十九年(803),因上《论天旱人饥状》从监察御史被贬为连州阳山(今清远阳山)县令。阳山“穷科或摇扇,盛夏或重裘”,人们不知税赋岁贡律令,人有隙即水源或饭投毒。韩愈到阳山第一件事在极短时间内恢复几近不存在的官衙机构人员,继之教化、训诫。另一方面在县城北怪石嶙峋荒草蔽目的“无名山”上,组织山民山种植树种果,务农劝耕渔猎,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经济状况。原来的“无名山”,山民们命为“贤令山”。韩愈在阳山三年,使当地人文、经济都得到极大提高。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上《论佛骨表》,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大历十四年(779),常衮由德宗朝宰相贬刺潮州,到潮即“兴学教土,潮俗为之丕变”,创办乡校,开门授学。虽随他迁任乡校停办,但当学风渐成。韩愈到潮不久便结识了潮州地区唯一经过乡试甚至会试而获得秀才功名的赵德,其祖父是常衮时学子,祖传父,爷传子而有潮州第一位秀才。韩愈结合他在阳山办学经验,吸取常衮教训,举荐赵德摄海阳县尉,专管州学,韩愈他自己带头讲课,且拿出自己的俸银百千(即十万),作为办学和补贴学生伙食的费用。韩愈还“以正章为潮人诲”,即教潮人学国音,提倡语言规范化。潮州自韩愈兴学后,历代再无断绝。到南宋一代,除州学、县学外,潮州已正式设立韩山、元公二所书院。当时潮州人品约有十四万余人,而每科参加考试的士子有时竟达一万多,比例高达十四比一。登第进士从唐代的三名增至一百七十二名。韩愈在潮州仅八个月。 常衮、韩愈都是从高位一贬到底,且到南蛮之偏僻之地,不用说肯定对朝廷有怨气,其《潮州刺史谢上表》全是讽喻皇帝的错误,但依然坚守为官之本,不失官之所职。他们这些工作不可谓贡献不大,影响不深远,远比GDP、城市扩张率、城市美化重要,也实极易考核,但在现在眼里是无法量化无以为据,无法考核。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此智慧,只是考核人怕得罪当事者利益攸关人,不愿客观去评价考核,只图交差了事。 2017-7-21 附《参考消息》2017-8-21《中国向债务驱动的海外收购亮红灯》文http://www.hqck.net/arc/jwbt/ckxx/2017/0821/253906_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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